红*改编为八路*
芦沟桥事变后，中国工农红*改编为国民革命*第八路*，成立八路*总司令部。
九月，周恩来同志约我陪同他一起去太原见阎锡山，会谈后，周又约我去大同见傅作义。当时日*正由张家口向大同前进，我们到大同时，日*已占天镇，阳高，傅*正在忙于撤退。第二天从大同回崞县，阎锡山又约见，商谈坚守山西国防工事(即雁门关、茹越口、平型关、娘子关等既设之永久工事)问题，也就是平型关、雁门关的防御问题(这是阎锡山要求的)。
我从总部出发时，就考虑八路*如何争取在抗日战争中头一仗打个胜仗，以提高共产*和八路*的威望。这对打击恐日病、鼓励抗日士气、开展群众运动都有好处。在崞县，当阎锡山谈到以王靖国和陈长捷两*分守平型关和茹越口，另以一个*守雁门关时，我说：你们坚守平型关正面；我一一五师出五台、灵丘、蔚县地区，隐蔽集结在敌前进道路两侧，待敌进攻平型关时，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*；我一二〇师位于晋西北地区，待敌进攻雁门关时，我*也从侧翼进击。阎甚同意。
我一一五师之一个旅在平型关伏击日*板垣师团之一个后尾联队(即团)，歼灭其大部，争取了头一仗的胜利。这是“七七”事变以来，日*第一次遭受的打击。在平型关胜利的鼓舞下，卫立煌率四至五个*，在忻口布防。
日*打破平型关，雁门关后，继续向太原前进，在忻口遇到国民**相当坚决的抵抗。我一二九师之陈锡联和谢富治团，乘黑夜袭入阳明堡机场，烧毁日机二十余架，歼灭守敌约一个大队(营)。此役给忻口卫立煌部以很大鼓舞。
此两战胜利，在华北人民群众中起了抗日动员作用，八路*在群众中威望日高，参*者益多。
恩来同志又约我陪同去保定见程潜，转回总部时道经忻口，忻口战斗还在坚持。他们只知死守，而不敢集中兵力出击敌之薄弱点，更不敢向敌之侧后突击。抱着一条死教条：在敌侧后不能脱离正面火力之掩护。我们经石家庄到太原时，恩来同志又令我去娘子关见*绍竑。这一段我似乎是以八路*代表名义到各处联络，做统战工作。
关于第二次王明路线
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*占领太原后，八路*总部从五台山转移到晋南洪洞县马牧村。十二月某日，中央来电要我回延安开会。到延安两天，王明和康生飞到延安，当晚*治局即开会。在会上，王明讲了话，毛主席讲了话，项英讲了新四*改编经过、还有其他人也讲了话。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，相同点是抗日，不同点是如何抗法。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，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。他在解释他的观点时说，要树立国共两*为基础的明确观点，共同担负起统一*权，统一*队的义务；国共两*是平等的，谁想领导谁都是不可能的；各*各派要共同负责，共同领导，共同奋斗，互相帮助，共同发展。他较偏重于国民**府和*队抗日，不重视动员民众参战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，他着重介绍西班牙，法国和满洲的经验，说：在抗日营垒中，只能划分为抗日派与非抗日派，不能分为左、中、右派；CC和复兴社不是法西斯，因为法西斯是侵略者，CC和复兴社是抵抗侵略的。从王明这些论点来看，显然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点有很大的原则上的分歧。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，他是忽视的，这就可以肯定他这条路线，是一条放弃共产*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、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和投降主义的路线。什么西班牙、法国和满洲的经验，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失败的教训。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，那就保障不了共产*对八路*、新四*的绝对领导，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*反动集团所谓合法*府的命令；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*权的存在；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，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*、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，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。这些原则问题，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。
会议时间很长，似快天明才散会的。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，感觉回去不好传达。王明所说的内容，没有解决具体问题。蒋介石根本没有承认统一战线，工农红*要改编为国民革命*，强迫戴国民**队的帽子，与国民**成一种隶属关系；企图改变八路*性质，同化于它的体系，根本没有承认合作。一切经过统一战线，就是经过蒋介石，他决不会容许八路*扩大，决不会容许我们有任何独立自主，也不会有平等待遇。回去传达就只好是，毛主席怎么讲，王明又怎么讲，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。
第二天，我拿着写就的传达要点问洛甫同志(他那时是总书记，也是那次会议的主席)，我回到华北以后如何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？洛甫同志说，由书记处写一个统一的传达大纲。又过了两天，洛甫同志交给我一个传达大纲，即“中央*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”。我回到华北以后，即按照那个大纲传达的。对这个提纲研究了一下，感到仍然没有解决具体问题。我想八路*绝对不能被国民*同化掉，故把云阳镇红*改编时的精神加进去。在这个大纲中。我加了一段，即八路*是国民革命*中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应在下面三条原则下保持其光荣传统：其一，保障和加强共产*的绝对领导；其二，保障工、农成份的绝对优势；其三，保障高度*治工作的传统，保持学习制度。当时我虽然对某些问题认识模糊，但保持共产*对八路*的绝对领导是明确的。
为了坚决保证共产*对八路*的绝对领导，在一九三八年春恢复了*治委员和*治部制度。规定了扩编八路*的四种不同名称，即：教导旅、新编旅、暂编旅、补充旅；分给四个战略区，即：五台山区、一一五师、一二〇师、一二九师。各从第一旅起，扩编多少算多少，报告延安中央*委和八路*总部备案就是，根本就不要请示，更不报告国民**府。根据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的原则，给养自筹。建设了根据地，有了*权区，可征收救国公粮；没有建设根据地*权以前，即捐、借、指派、没收汉奸财物，不靠国民*发晌、发给养。
到一九四〇年和四一年，根据地先后发本币，禁止伪币和法币在根据地内流通，建设“三三制”抗旧民主*府。在战争指导上，是基本的游击战，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。平型关的伏击战，及大破袭战、反磨擦战等，这些也是游击性的运动战，我们把它叫作运动游击战，或叫作游击运动战，没有打过什么正规战。上述这一切，*事、*治、经济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，都是根据毛主席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方针执行的。红*二万八千人改编为八路*，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发展到近百万大*，是在毫无援助之下成长起来的，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不可能设想的。“七大”期间，毛主席写《论联合*府》报告时，在枣园我对他说过，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。当时，毛主席说，是执行了正确路线，而不是什么基本上。我说，百团大战后期，在反扫荡战中，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苦些，伤亡也比较大些。毛主席说，锻炼了*队。
但是，在传达“中央*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”以后半年多的时间中，共产*对八路*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，*的*治工作也有些削弱，从而发生了个别*官逃跑和国民*勾引八路*中的官兵叛变的现象。同时，国民*对八路*的发展加以限制，对共产*的发展也加以限制，国民*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。从这些事实中，我逐渐体会到王明路线的危险性；也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独立自主原则和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、《论持久战》等一系列论著的重大意义及其正确性。铁的事实证明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只能由无产阶级共产*领导，而不是什么共同领导。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*，不可能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；不可能实现抗日民主“三三制”联合*府；不可能改造自己*、*、*的反动机构；也不可能实行减租减息和发展民族经济，因而它也就不可能坚决领导抗日战争，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。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”，就无异于束缚革命势力发展的手脚，实际上就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，向封建买办阶级投降。
所以，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，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。
至于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”这一条，原来思想上就没有准备实行。在当时，我们想，在日*占领区，蒋介石是去不了的，也管不着我们，一切还是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办。到一九三八年秋六中全会时，八路*已发展到二十五万人，成立了许多暂编、新编、教导旅。这些从未通过国民*，如要通过它，一个也不会准。
反磨擦战役
一九四〇年八路*在华北进行了两个大战役，一是“反磨擦战役”，一是二十四个团的“大破袭战”，这两个战役对坚持华北抗日战争都是必要的。现在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和经过：
首先说“反磨擦战役”。
日本*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后，在十九三九年夏，国民*就发动了反共宣传，什么“共产*捣乱”、“八路*游而不击”、“不听指挥”等等。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*在平江杀死和活埋新四*通讯处的同志。山东的石友三、秦启荣，河北的张荫梧、朱怀冰，侯如墉等等，他们也打抗日旗子，但没有看见或听到他们向日本人打过一枪，却专门袭击八路*后方，杀害地方抗日干部。在山西，阎锡山发动秋林事变，屠杀抗日干部和共产*员，进攻新*(决死队)。在河南、湖北，发生屠杀新四*干部的惨案更为严重。陕西绥德专员何绍南专门搞特务，破坏陕甘宁边区，在三原设检查所扣押八路*车辆和来往人员等。真是数不胜数。
一九三九年冬，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，企图控制太行山，派河北省主席鹿钟鳞向八路*“收复失地”；委任张荫梧为河北省警备司令，专门袭击八路*后方，打击抗日游击队。早在六月份，他就发布了“曲线救国”论，我十一月从延安回太行山，路过西安、洛阳时，反共空气已异常紧张。过三原时，我逮捕了检查所两个特务，因为他们要检查并扣押我乘的大卡车。我放出了八路*被扣车辆，质问他们，是谁的命令要检查和扣押十八集团*副总司令的卡车？是蒋委员长的命令，还是程潜主任的命令？我把逮捕的特务送给程潜，要求惩办。我对程潜说，上海“四一二”事变、长沙“马日事变”，把第一次大革命，变为反共反人民的十年内战，反得好吧？！送掉一个东北，把日本人接到武汉来了。这些顽固分子，是秘密的汪精卫，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。在程潜处，我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说：“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，在陕北做尽了坏事，破坏八路*的抗日后方。”当着程潜面，我说，今天谁要反共，他先放第一枪，我们立即放第二枪，这就叫做礼尚往来，还要放第三枪。程潜说，放第三枪就不对了。我说，干净消灭他，他就不再来磨擦了。临别时，我对何绍南说：“再去绥德当专员，老百姓抓了你公审！”何未再去绥德当专员了。绥德专区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地方了。
这次陪我去见程潜的，是西安八路*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。回到办事处时，林老对我说，今天为什么这样大火？我说，这火是要烧的，不烧打不退反共高潮，也阻拦不了何绍南再去绥德。伍云甫在座，他说，就是要闹一下，他们实在大可恶了！这是一次*治侦察：究竟蒋介石敢不敢打内战。如果他要打内战，他就要踢开英美，投降日本，他这步棋是不好下的。这次侦察是有价值的。程潜是国民*元老派，带典型性的中间派。他说，放第三枪就不对了，这就等于中间派批准了反磨擦斗争，而且是武装斗争。但是不要过分。
从西安乘车到洛阳，见了卫立煌，拜访了一些民主人士，如李锡九等。在李处不意中遇到孙殿英(新五*长)，我把上述反共磨擦情况，又说了一遍。李锡九是个老好人，他很着急。孙殿英是土匪出身的，极狡猾，他意味深长地说，你们八路*会有办法对付的。这意思是说，你打吧。我说，也要请你帮帮忙。他说，照你们的方针办事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”我懂得了他的意思：你们打他呗，我新五*是守中立的。以后我们打朱怀冰部，追歼其残部时，新五*在下操，他根本不介意。
在卫立煌处谈了好几次。他请了好几次饭，这也是怕内战的表现。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派，内战时期的坚决反共分子。对中央苏区第三次“围剿”，他是中路司令。在进攻鄂豫皖苏区时，国民*为表彰他的反共功绩，把金家寨改为立煌县。我向他说了国民*的反共情况，他不置可否，只劝我要相忍为国。我说，我忍，顽固分子不忍怎办?我说，有打内战的危险？他说，内战是打不成的啊！再打内战就完了。在西安事变后，卫立煌的态度是“反共好，反不了”。十八集团*是受他指挥的，但他从未指挥过。“再打内战就完了”，这是当时国民*中抗战派的心情。
我临走告别时，他说，垣曲渡河后到第十*吃饭，陈铁*长派人在等着。这也是怕打内战的表现。我上车时，有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对我说，他们准备分三路进攻八路*总部。此人送我上车后就走了，可能是卫部下对八路*的同情分子，我到陈铁*部吃饭时，想，陈铁叫我去干什么？陈是醴陵人，他妻是湘潭人，当教员的。陈妻对我说：“现在空气不好，彭先生个人走路要小心些。”垣曲到阳城中间有一段隘路，悬岩绝壁约三十里，我带小电台、警卫班和译电人员十余人，避开隘路，爬山另找小路。当晚露宿发出了电报，调集七个旅，准备反磨擦战役。
我回总部时，部队已准备好了，从晋察冀边区调两个旅，由聂荣臻亲自率领到达武乡。一九四〇年一月底开始反击反共磨擦，只三天，全部歼灭朱怀冰*两个师、侯如墉旅、张荫梧一个纵队，共十余个团，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，保证了太行山根据地和山东、苏北、皖北、河北平原的联系。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。
当时，有意放走鹿钟鳞及其卫队千人。中条山有蒋嫡系五个*末动；晋城滇*曾万钟*、林县新五*均未动；阳城有孙楚*也未动。从此，太行山结束了武装磨擦，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，这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以武装反磨擦的“有理、有利、有节”所取得的胜利。
这次，第一次取得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。彼以武装进行磨擦，我也只有以武装反对磨擦，从斗争中求团结，才能取得胜利。如不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，太行山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，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都会受影响。不给顽固反共分子以坚决打击，也就争取不了中间势力。所以第一次反磨擦战役是必需的，是正确的。只团结不斗争，是不能坚持统一战线的。团结是有条件的，即为了抗日，为了发展革命势力，而不是削弱革命势力。这是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。一切为了抗日、一切服从于抗日，反磨擦战役正是这一矛盾的统一。
这次战役，我事先没有请示。这是第一次反磨擦战役，应该事先请示，得到中央批准后再进行，可是我当时的处境是严重的，随时都有遭受袭击的可能。来不及请示。事后报告了中央，得到了认可。
大破袭战役(亦名百团大战)
一九四〇年二月，在反对国民*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胜利后，敌伪顽在华北地区制造谣言来迷惑群众，主要是挑拨八路*与地方民众的关系。如说：“八路*游而不击”、“专打友*，不打日*”。有一部分人上了圈套，而对八路*产生了怀疑。国民*以“曲线救国论”指使他们的一些部队降日，组织伪*，秘密承认伪*合法化。
当时，日*停止正面进攻，将兵力重点转移到华北，对敌后根据地不断进行“扫荡”。日伪*依靠几条交通线，不断向我根据地扩张占领区，增多据点。同时，日*采用多面*策，除*事进攻，还有*治诱降、经济封锁、文化欺骗。日*推行所谓“治安强化”*策后，伪*、伪组织扩大，敌占区扩大，我抗日根据地愈见缩小，部队给养供应困难。日*又封锁与隔绝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，特别对晋东南实行其“囚笼*策”，使形势日趋严重。敌伪依靠据点到处抢掠，实行“三光”*策，人民受到了严重摧残。
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给敌伪以沉重打击。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，在敌人的严厉威逼下，甚至有动摇投敌者。从一九四〇年三月前后至七月，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。大破袭战之前，只剩下两个县城，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。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(即对抗日*府负担，又对伪*权负担)。
国际上，由于东方慕尼黑危险的增加，对敌占区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也有影响。
可是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，普遍筑碉堡，兵力分散，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。主要是交通线空虚，守备薄弱，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。
这些，都是促使组织这次战役的原因。
再者，还由于对敌人的动向有错误的估计，也是发起这次战役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当时认为，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，西南国际交通线路被截断，增加了国民*的动摇；敌人又散布“八月进攻西安”的空气，再截断我西北交通线，在这种紧张的空气里，国民*就更加动摇了，投降危险在随之严重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大破袭战役。八路*总部决定七月上旬开始准备，八月上旬乘青纱帐旺盛时进行大破袭战。原定兵力是二十二个团（晋察冀十个团，一二九师八个团，一二〇师四个团），重点破袭正太路；其次破袭平汉路、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；并拟于“八·一三”前后开始向敌各交通线进攻。任务分配是:太行山区是从娘子关起至太谷、从石家庄起至新乡；五台山区是从石家庄起至芦沟桥，娘子关至石家庄，以及南口东西段；晋绥区是从太原以北到雁门关；太岳区是白晋路全段；冀南区和冀中区是从石家庄至德州全段。
总部决定后，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，也报*委。估计到破袭战开始时，日伪*会有相当部分，必从我根据地内向外撤退，故部署我各*区和*分区应预有准备，乘敌退出碉堡工事时，尽量消灭敌人，平毁碉堡及封锁沟、墙。各区接到此部署后，积极行动，提早准备和进入预定地域。当时是青纱帐旺盛时期，虽敌伪碉堡密布，还是未被敌人发觉。为防止敌人发觉，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，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，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十天，即在七月下旬开始的。故未等到*委批准(这是不对的)，就提早发起了战斗。
在战斗开始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后，各根据地有不少武装力量乘敌伪仓惶撤退时，自动参加了战斗，自发地奋起追歼敌伪，加上原布置的二十二个团，共有一百〇四个团。故在发表战报时，名为百团大战。这说明在共产*领导下的*队，是有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。日本*华北司令部对此役名之曰挖心战。以后每年此日，作为挖心战纪念日。
此役共消灭日伪*三万余人，自动瓦解溃散的伪*、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。正太路、平汉路一个多月才通车。收复大量县城，有些得而复失。在破袭时一度收复有四、五十县，最后得到巩固的县城还有二十六个以上。太行山区有榆社、武乡、黎城、涉县、陵川、襄垣等六县；太岳区有沁源、浮山、安泽等三县；五台区有阜平、灵邱、涞源、浑源四县；晋西北有临县、兴县、岢岚，岚县、五寨、平鲁、左云、右玉等八县；冀中收复河间等数县；冀南区收复南宫等数县；冀鲁豫平原区收复南乐、清丰、内*等县。从这一点来说，给日伪震动是很大的。由于当时敌伪*把一些力量深入到我根据地内部，分散守备那些星罗棋布的碉堡去了，造成了各铁路沿线的守备减弱，所以战役开始后，进行得比较顺利。
这次破袭战，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，消灭了相当多的伪*和伪组织，摧毁了敌伪*在我根据地内为数不少的堡垒，收复了不少县城，缴获了大量物资，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。
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的信心，对日寇当时的诱降*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，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，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，提高了共产*领导的抗日*队的声威，打击了国民*制造所谓八路*“游而不击”的谣言。蒋*有后方接济、国际援助。八路*深处敌后，毫无援助，为照顾大局，还能进行百团大战，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己任。让全国人民去评断，去教育自己。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，我*也取得了一部分攻坚经验，便利了以后我们开展敌后的敌后武工队的活动。在华北伪*、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开展。大片解放区的恢复，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，减轻了人民痛苦。
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，毛主席立即给我来电说，“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，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？”所以这次战役是取得了不少胜利的。
但是，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。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*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。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，而我以为(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)是要进攻西安，怕敌人进占西安后，截断中央(延安)同西南地区的联系(实际上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)；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，是为了便利迸行太平洋战争。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，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，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、衡阳、桂林以后，兵力更加分散时，我*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，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，其意义也要大得多。那次战役，推迟了日*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的时间(约一个月时间)，减轻了当时日*对蒋介石的压力，起了援助了蒋介石的作用。由于进行了这次破袭战役，迫使日*从华东、华中调回一个师团的兵力，加强了对我华北根据地之进攻。特别是太行山区，在敌人的“三光”*策下(这个杀光、烧光、抢光的三光*策，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就提出的)，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。此役在太行山区破袭连续搞了一个月，没有争取时间休整，敌伪*即行扫荡。
对于这次战役的估价，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担负的任务。如果抛开这些，而重于从另一方面来说“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”，“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战略方针”，我认为这样来分析和推论这次战役行动，是有点过份，因为当时战役的胜利，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。
文化大革命中，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。他们说，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，引起蒋介石的进攻。消灭新四*八、九千人，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。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?真令人怀疑，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。百团大战是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打的，而不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打的，那么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，是谁造成对八路*、新四*那样多的惨案呢?甚至还有人说，日本投降后，蒋介石发动对人民解放区前所未有的进攻，也是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，使蒋介石过早警惕。这些人是健忘呢，还是有意违反历史事实啊？一九二七年上海“四·一二”事变和长沙的“马日事变”，这又是谁预先暴露了力量呢?谁在“四·一二”事变前打过百团大战呢?蒋介石打过十年内战，在十年内战爆发以前，又是谁打过百团大战呢?肯定回答，没有人打过百团大战。那么，蒋介石集团为什么要打十年内战呢?这是它这个集团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。他是一个反共、反人民的代表集团，在抗日战争期间，尚且发动三次反共高潮；在抗日战争结束后，他有几百万*队，又有帝国主义援助，哪有不反共反人民的道理呢?哪有不进攻解放区的道理呢?
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，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。请你们看上面毛主席给我的电报吧！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样不一致？你们不是站在讲演台上，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？还喊打倒这，打倒那。你们想一下吧！你们自已呢?不是三、五人坐在房间里闲谈，而是多少次在多少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讲，放出来的*嘛！
我认为百团大战在*事上是打得好的，特别是在打了反磨擦战役之后，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，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。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。在当时，只有抓住敌后的敌后空虚，给以突然猛袭，才能有力地调动敌人，给予打击，恢复大片抗日根据地。在敌后碉堡密布的情况下，组织这样统一有计划的破袭，是不容易的。百团大战的胜利，对于揭露日、蒋各项欺骗宣传是有利和有力的，对于积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。如果当时还不给敌伪以必须和可能的打击，根据地就会变为游击区；我们就不会有近百万正规*、二百万基干民兵，和广阔的解放区作为解放战争的战场，给进犯的蒋*以适时的打击。
抗日时期，人民战争有了发展，比红*时期进了一步。如大规模的地道战、地雷战、麻雀战等多种多样的战法，各种各样的武器都加以利用了。武装编组也是多种多样的。如普通民兵、基干民兵；村乡有小组、区有区干队、县有独立团、营或支队。在百团大战后，发展了武装工作队(武工队)，它是*、*、*、民统一的组织形式，他们的一般*策水平比较高，善于分析具体情况；他们对每一个斗争对象非常灵活机动，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，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得特别巧妙。这些都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，逐步成长起来的。（节录于《彭德怀自述》齐晓旭何宣宣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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